讲来讲去就是当年商学院的两句话，你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
四是劳动力被过度使用，劳动者的休闲时间被过多占用，幸福指数下降。对政府来说，GDP增长与财政收入增长是成正比的，追求GDP增长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收入不仅为增加工资等待遇提供了支撑，而且扩大了相关官员的收入支配范围和能力。
之所以说结构优化是过程性动力，是因为结构优化最终依赖于制度变革。有的单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来理解人口红利，有的将凡与人口有关的红利都理解为人口红利，有所谓新人口红利、第二次人口红利之说。一则要有就业岗位，较多的劳动力供给才能成为生产性人口，才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有其必然性，但当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后，当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后，当社会公平问题凸显后，我们应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尽快将发展目标从单纯的增长主义中摆脱出来，更加强调科学发展、公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国家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4.4%，比2010年微降0.1个百分点，总抚养比由34.17%上升到34.35%。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完全否定经济增长，但也要认识到，长期奉行增长主义必然带来如下结果。其次，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现在的一个大问题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家缺乏投资的积极性。
即使在需要采取适度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刺激时，也主要应采取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把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和去杠杆结合起来，不要变成了大水漫灌，进一步提升杠杆率，加剧风险积累。国有企业掌握着大量重要资源并且在许多重要行业中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如果国有企业仍然处在效率低下的状态，国民经济效率就很难得到提高。但是有些思路还不够清晰。
在人口红利消失、投资回报递减、杠杆率提高的情况下，只有提高所谓索洛余量，即技术进步、效率提高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实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才能突破目前的困境。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效率，东部地区才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或国外那些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以后，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觉得，在反腐高压势态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应当大力加强制度反腐，把权力关到法治的笼子里。来源：新京报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投资拉动 。在目前的状况下，我倾向于更多地采用普惠式的减税。早在十八大召开前后，就已经按照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的方向进行了一些试验性的改革，比如企业注册登记的便利化、营业税改增值税等等，并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
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需要改善营商环境，提高企业家们的信心。即使进展比较快的行业和部门，也还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第六，采用证券化等手段，通过资本市场消化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
第五，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并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行破产清盘和破产保护下的重整，化大震为小震，使局部性风险得以暴露和释放，而不致积累而成系统性风险。最近发生市场波动以后，出现了股市注册制改革将要推迟的传言，引起了人们对改革放缓的担心。
近年来不少中外经济学家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分析，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能够高速增长和目前增长速度为什么持续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在杠杆率过高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发生偿债困难就不可避免。
近期汇率波动较大、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资金外逃也在增加，这也与信心不足有很大关系。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离不开党政官员在创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作为。第一个因素是大量新增的劳动力，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所说的人口红利。最后，随着中国一般技术水平跟西方国家相接近，用简单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的办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就变得不大可行了。对于如何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要从过去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向以管资本为主的决定，也不十分清楚。最近下发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进行自贸区试验的意义在于适应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大趋势，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靠大规模的投资。
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因素不外三个：新增劳动力、新增资本投入（投资）和效率提高。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市场疲软，不少企业发生财务困难。
其次，长期实行一胎化政策和出生率下降，使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不能指望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行政领导部门要从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大局着眼，为开辟这个新局面作出贡献。
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正面效果愈来愈差，负面效果愈来愈大。减税会对提高企业的积极性有所帮助。（本文略作删减） 各国救助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在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资产泡沫破灭的情况下，由于人们都要捂紧钱袋子和保持流动性，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提振经济并没有太大效果。当然，这不是主要的，还需要针对他们的思想顾虑和实际困难，采取一些其他措施，例如纠正某些地方发生过的冤假错案，积极改善营商环境，来扭转这种消极倾向
在一些人看来，稳似乎意味着名义政策变量不动或少动，更有人据此认为现在的宏观政策宽松过度。中国经济既然已经被持续的实际紧缩政策严重损害，那就只有对名义变量进行较为激进的调整才有可能恢复实际稳定。
所以，中国的货币政策名为稳健，但关键政策变量实际都是大幅紧缩的，这是第二个名实不符。殊不知在一个变动不居的经济世界中，名义变量不动恰恰意味着实际变量不稳甚至是大幅波动。
这种名实不符的错杂形势，在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讨论中造成了很多伪命题，引发了很多关公战秦琼式的无谓争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机遇。811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虽然略有下降，但就实际有效汇率而言仍远高于去年同期。
一个缺乏弹性的宏观政策名义变量调整机制，特别是缺乏弹性的利率和汇率体制，会顺周期地加剧经济波动，而不是起到应有的政策稳定器作用。进入专题：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预算 赤字 。但有一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充分探讨过，那就是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名与实，究竟是不是一致？ 当前中国官方的宏观经济政策表述，主要有三个层次。总结起来，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真实图景，恐怕可以概括成名义上稳，看上去松，实际上紧。
粗略估计，今年地方政府实际赤字规模的下降幅度在万亿级，远远超过预算内赤字的增量，实际的总赤字率大约比去年低2个百分点。关于中国主要经济数据的持续下行，各方面已经给出了很多解释。
今年以来央行虽然多次降息，但下调幅度远低于PPI降幅的扩大程度，造成实际利率始终在10%左右的水平徘徊，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和企业利润水平。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当需要做以下宏观政策调整，才能使经济回到稳定的轨道上来： （1）较大幅提高预算赤字率，在今后一两年内可以突破3%，甚至可以达到5%。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利率、汇率、赤字率三个指标，仍然是所有宏观政策指标中的关键。但简单算下账就知道，对于超过60万亿规模的中国经济来说，这点措施相对于宏观层次的财政和货币紧缩，无异于螳臂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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